这里的“脚”不是那个“脚”（人和某些动物身体最下部接触地面的部分），是“下面”的意思，是金城江城区原住居民的方言。纪念碑脚，就是纪念碑的下面。原先这个“脚”是指电影公司到报社这个地段，其间有文化局大院和文联。这个地段，都包括在纪念碑“脚”的范围之内。后来这个“脚”就限定在金城江公园门前门内了。纪念碑脚有一扇拱门，门楣上镶嵌有“金城江公园”这几个字，需要仰头才能发现。进入拱门，是一条原石铺成的小巷。小巷不长，估计不到一百米。市政部门见到小巷闲着觉得可惜，就用油漆画了一个个方框，变成了停车场。沿着小巷或者停车场往里走，就是一百多级台阶，拾级而上就见到庄严的纪念碑了。除了纪念碑，还有韦拔群。壮族人民的伟大儿子韦拔群同志腰扎武装带，肩挎驳壳枪，两眼目视前方。如果你乍到金城江，打车到市文联来，你最好简明扼要地说，到纪念碑脚。出租车司机一听，就熟门熟路地送你过来了。如果你说到市文联，个别司机不一定晓得。不仅出租车司机不晓得，送快递的也不一定晓得。不晓得文联的人大把多，这很正常。如果你说到金城江公园，有些司机可能会把你带到山上去。这也没错，因为金城江公园就在山上——这是我一个在纪念碑脚“混”了十五个年头的人的切身体会或者经验。在这十五个年头里，我的所有故事或者经历都与这个“脚”有关。说得明白一点，这十五年来我就是在这个“脚”的范围内转来转去的，始终没有跳出这个“脚”的领域。如果退休政策没有什么改变的话，再过六年我就到点了。估计到退休前的这段时间，这种现状不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只会是我日渐花白的头发、模糊的眼力、减退的食欲。而这些非本质上的变化，是不足以改变现状的。
金城江公园。 红日 摄
然而我的与这个“脚”有关的故事或者故事的源头，则要追溯到更远一些的年份。“更远”是习惯了的夸张表述，其实也不很远，更不是童话里的“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具体年份，而我是有具体年份的，具体年份是1986年。198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这么说吧，那是一个青春的季节，一个充满浪漫与想象的岁月，一个激情奔涌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中国刚迎来文学摆脱政治束缚和创作自由的黎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纪念碑脚，知道纪念碑脚有一本文学杂志——《金城》。那时候我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更是一名走火入魔的文学青年。通常把一名文学青年说成“走火入魔”，这就说明这个青年中文学的“毒”相当严重了，就像误入传销组织的人。那个时候的《金城》是一份很了不起的文学刊物，据说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趟火车上都可以买到，发行量达200多万册。那个时候我的一些文友已陆续在《金城》发表了作品，其中就包括兄弟凡一平，一平兄发在《金城》上的是短篇小说《岁末》。更让我震惊的是，我身边的两位文友——一位姓黄的数学老师和一位姓潘的电影放映员他们的小说居然也上了《金城》，对我来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相当于时下作品被《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转载（后来发现这两位文友的小说是抄袭的，他们除了检讨还退回稿费，从此这两位文友就从我们这个圈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个周末，我把一个短篇小说稿装进挎包，从差不多两百公里的乡下找到纪念碑脚。我的这篇小说稿完全可以用一枚八分钱的邮票寄到纪念碑脚来，但我坐车送来了。如此的执著或者偏执，不是不放心稿子寄不到《金城》编辑部，而是想见一见编辑老师。见到刊物的编辑老师，是当时的文学青年的强烈愿望。我先从距离县城三十公里的乡下坐三轮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四个多小时的班车来到金城江汽车总站，下了车后一路打听找到了纪念碑脚。我早上一大早就从乡下出发，找到纪念碑脚的时候，已是下午快要下班的时间了。
和诸多机构或组织一样，《金城》也是藏在高墙大院里的，充满了威严和神秘莫测。这个大院是文化局大院，在电影公司的隔壁。然而，任何机构或组织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所谓的机构或组织其实就是一群人，《金城》当然也不例外。我在大院一间具体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个具体的人——《金城》的一位编辑老师，他很高大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就像我眼中的《金城》杂志一样高大上。我发现《金城》编辑部只有两间办公室（可能还有其他办公室我没发现），这两间办公室当时却创造了文化大院里最多的效益或财富。我从挎包里拿出抄写得工工整整的小说稿子，恭恭敬敬地递给编辑老师，同时递给他一支“有”牌香烟。我的这个短篇小说，题目叫做《月光》。编辑老师瞄了稿子一眼，嘴里吐出烟雾，问我，这篇小说写什么题材？我说爱情……二十多年后我作为访美作家成员之一到广州美国总领馆面签时，递给签证官一本我的小说集，签证官问我，书里写了什么？我回答，爱情。签证官说，你OK啦！可见爱情是一个容易打动人心的话题。可当年《金城》的编辑老师没说OK，他说，你这个小说有硬伤，你看，开头景物没出现，月光没出现，人物就仓促地出现了，不行的。编辑老师指出小说的技术问题，问题是硬伤，而且伤得不轻。从文化局大院出来到汽车总站，没有班车回乡下了。晚上，我在一家小旅馆住下来，再次来到纪念碑脚，站在马路对面，遥望文化局大院，遥望对面的办公楼，实际上是遥望《金城》。楼上两间办公室亮着灯，那是《金城》的编辑老师在看稿子，说不定接着看我的《月光》，诊治小说的硬伤……
再次来到纪念碑脚，是在十六年之后了。第一次到纪念碑脚，是个人行为，而这一次是组织行为；第一次到纪念碑脚，只待了一个晚上，而这次一待竟待了十五个年头，是扎下根了，赖着不走了。“落脚”的地点是报社。报社地址太熟悉了：南新西路119号。张口就能说出来，如此熟稔是因为经常在投稿信封上写下这一行字。地址是熟悉的，但报社具体在哪个位置我并不清楚。直到河池市委组织部的麦同志送我来到报社大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报社与文化局大院、市文联只一巷之隔，就是说距离我去过的《金城》编辑部很近，不到五分钟的路程，还是属于纪念碑脚的范围。其实那晚我在马路对面遥望文化局大院的时候，只需把目光往右边挪动一点，一点点，就能透过芒果树叶望见报社的大门了。所以，人生有时候是需要东张西望的。说心里话，在此之前我一直想找机会到报社去拜访我的恩师，拜访编发过我作品的陈帧伟先生、石锋先生、阮尊仁先生、黎平先生、东西先生、吕成品先生、田敏先生、刘德宏先生，等等。可是因为公务繁忙，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有几次我要从县里送稿子到报社来，编辑老师们都婉拒了，说直接寄过来就是了。如此的平易和大度，让我感动的同时有些妄自菲薄或忘乎所以，把人世间最简单的礼仪都忘了，以致报社在我心头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仿若远嫁的媳妇茫然不知夫家何处。
报社办公楼是一栋临街的六层大楼，与当年《金城》编辑部所在的那栋楼一样高。走廊开在临山的这一面，这样站在走廊那里，隐约能望见山上的纪念碑和韦拔群的雕像。报社是市直机关最早执行办公区域无烟区的单位，抽烟的我们几个只能躲到厕所去过烟瘾，过了烟瘾我们就集中到走廊那里，观赏山上的景象，那是愉悦的时光。那年冬天，金城江降了一场大雪，气象部门说是五十年一遇。这是我在报社走廊上看到最生动的景象——雪景。雪是后半夜下的，不知不觉地在人们的梦境中下了。雪在自然界属于低调的天象，不像惊雷、闪电、狂风、暴雨、泥石流那样注重轰动效应。早上来到报社，走廊上已挤满了同事，大伙伸长脖子遥望山上的雪景。看雪景要看远景，远景就在山上。大雪将山上的树木裹得严严实实的，整座山头白茫茫的一片。我脑里不由涌起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词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这场雪后不久，我的心上降了另外一场雪。南方人是很难见到雪的，偶尔见到的是冰雪。我心上降的正是这种冰雪，冻至骨髓——当时广西第三届签约作家签约期限已到，我的创作任务没有完成，成了签约作家中的“老赖”。“老赖”是失信者的别称，是欠了别人的钱迟迟不还的人。我拿了签约作家的津贴，没有一篇作品得以发表，成了文学创作领域的债务人。我拥有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偿还债务——我陷入了极端痛苦的境地，我的失眠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的租屋靠近龙江河边，对面是金城江火车站，每个晚上有几趟列车进站我都清清楚楚，以至后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夜里听不到火车鸣笛声我又无法入眠。不久，东西兄、一平兄、佩华兄路过金城江，说是路过，实则是专程过来看望我，看望我这个“老赖”。他们安慰我，签约期间创作任务没完成不要紧，要紧的是今后还有没有作品发表。东西兄进一步开导我，文学创作除了比才情、比天赋，更要比毅力，比耐性，比谁坚持到最后。当晚，一平兄没住宾馆，而是住到我的租屋来。那一夜，他跟我谈了一宿《跪下》《耳光响亮》和《生生长流》。
从报社大门出来，往右一拐，走十几步就到金城江公园大门。走进原石铺就的小巷，我见到一栋五层的小楼，大门右侧悬着一块牌子：河池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才明白文联从文化局大院“剥离”出来了，另立山头或者另立门户了。说来也怪，我在报社待了那么一段时间，从未进到小巷里过。进来后发现小巷实际上就在报社宿舍大楼的隔壁，小巷里右边手的铺面都是报社的，有一间书画装裱店、一家书店、一家烟酒店。左边手的铺面是文化局的，有一家美容院，门把上吊着一张纸牌：男宾止步。挨近美容院的是一家螺蛳粉店，标明是正宗柳州螺蛳粉，老板则是操着都安地苏一带口音的人。文联一楼也有一间铺面：护照、身份证等证件照，立等可取。小巷那时候还没成为停车场，一辆车子也没有。健身的人们经过小巷，迈着健康的步伐沿着台阶向山上爬去。从山上下来的人们，一身汗水经过小巷出来。我加入登山的人群，拾级而上。别人都是一个目标，埋头攀登，我一步三回头，似在等待身后的同伴。同伴一个也没有，有的是重重的心事。心事像一块磨盘碾压着我，心头堵得喘不过气来。我用手拍打着胸口，重压扩散到双腿上。我在半山腰间停了下来，转过身子俯瞰山脚下的高楼，像远归的旅人辨别自己的家。山脚下，左边是报社大楼，右边是文联大楼……半年后，我从报社“挪”到了文联。市委组织部尧同志送我来报到的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尧同志叹息道，都到文联了，还这样高兴！我确实高兴，回家是一件高兴的事儿。
原石铺成的小巷。 红日 摄
文联一楼左边有一间小屋，原来是个理发店，店主不辞而别后，小屋成了我的宿舍。我从龙江边搬到了这里，从河边来到山脚，从水过渡到山。我的慈祥的主席汉东先生有些不乐意，我也感到内疚，因为这件小屋再租出去一年至少也有万把块钱的收入。汉东主席不是这个概念，他说你住进小屋，无形中就成为文联的门卫和保安了。我说我乐意，乐意成为文联的门卫和保安。文联是干什么的？是搞服务工作的，保安和门卫就是搞服务工作最具体的人了。
小巷的热闹是从夜里十点开始的，在凌晨一点的时候达到高潮。这时候下了夜班的青年人，三五成群相约好了汇聚螺蛳粉店，吃粉、聊天、喝啤酒，卸下一天的疲惫与烦恼。粉店前面还有烧烤，烤牛肉、羊肉、鱼肉，烤鸡爪、鸭掌，还有烤青菜。青菜都是煮的、炒的，没想到还可以烤。鱼是放在一个铁盘里整条的烤，配以酥炸了的黄豆以及各种香菜佐料，很是诱人。夜空里弥漫着辣椒味、胡椒味和各种肉类的香味，人们把酒临风，高谈阔论，彰显山城躁动的夜生活。凌晨两点，小巷里渐渐寂静下来，还是有声音——高跟鞋敲击路面的声音和打电话的声音。报社宿舍大楼后面以及山腰上的民房，居住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容易的人。
我渐渐接受并喜欢上小巷里的各种味道，喜欢小巷的各种声音，我在这里闻到了真正的人间烟火。正是在这样的味道和声音里，我先后写出《失眠》《回来》《影子》《动弹不得》《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说事》《钓鱼》《被叫错名字的人》《蟒蛇生活在热带水边》《报废》《报销》《报道》《年度考评》《我的远房叔叔英明》《镰刀》等。后来又写出《述职报告》和《驻村笔记》——写累了的时候，我会走出小屋，到螺蛳粉店坐一坐，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吃一两串烤肉，喝一两瓶啤酒，静静地听青年人聊天。有时招呼一两个文友过来坐坐，能过来坐的基本上也是“夜猫子”，和我一样独居且有自由的空间。
较之于小巷我们的热闹在白天，文联时常迎来熟悉或不熟悉的作者与读者。有些是亲自送稿子来，这些作者主要是老人，他们不会打字，送来的都是手稿，一笔一划抄得端端正正的，让人肃然起敬。有些是来索取《河池文学》杂志的，旧的新的都想要。说到《河池文学》，不得不再次提到《金城》。《金城》在我正式“落户”纪念碑脚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它在20世纪90年代被有关部门注销刊号，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没了《金城》之后，我的慈祥的主席汉东先生筹办了一本内刊，刊名叫《红水河》。《红水河》这个刊名我太熟悉了，它是《广西文学》的前身。不久，《红水河》因为缺乏经费办不下去，也停刊了。但有一点我和我的后辈们将永远感谢汉东老主席——他争取到了《红水河》编辑部的人员编制和全额工资，为我们后来办起《河池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区14个地级市文联的文艺刊物，有编制、有工资、有办刊经费预算的为数不多。《河池文学》有个特点，每期封面都上一个河池籍作家的头像，无形中吸引了不少的作者和读者。作者关心的是，哪一期才能上封面？读者关心的是，这一期哪个作家上了封面？著名作家蒋锦璐女士曾经问我，每期都上一个河池作家，可上多少期？当时我具体怎么回答已想不起来，刊物自2004年10月创刊以来封面上了多少个河池作家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晓得目前至少还有五十位河池作家未上封面，还在排队等候，而新一代本土作家在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可以肯定的是，《河池文学》封面的本土作家头像将会无穷无尽。现在人们进到小巷来，除了看到文联的牌子，还会看到另一块牌子：《河池文学》编辑部，它是《金城》的余脉或延续，是薪火相传，世代守望。
螺蛳粉店被停业不久，我也从小屋搬出来了。螺蛳粉店被停业，是因为他们夜间经营时间太长，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我搬出小屋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书法家时常到文联来切磋技艺，这就需要场地了。一楼的会议室不可能用来做书画创作室，因为三头两天要开会，有时一天几个会，不方便也不严肃。开会的地方是肃穆严谨的，而创作是浪漫、自由的行为，两者不能搅在一起。我住的小屋正好可以做一间小型书画创作室，何况这是公家的房子，我个人怎能霸占！我就这样从小屋搬出来了。书画创作室创建后，成为书画家们交流创作心得的平台。看书法家们写多了，我的手就有些痒痒，工作之余也提笔练练。练得最好的就四个字：同意报销。这四个字我平常偶尔写在各种票据上，写到宣纸上也有一些境界，意义却荡然无存。有一次，自治区文联石才夫副主席莅临河池检查工作，应书友之邀，来到书画室指导。大伙笔飞墨舞一番之后，才夫主席说，大家写累了，我写两字吧。他先用右手写了一幅，再用左手写了一幅。我待在一旁，目瞪口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落笔了。
每年清明节，小巷对面的装裱点都要关上几天店门——牟先生要回乡下给他那位清朝举人的太公上坟。这位太公是牟先生家族空前绝后的标志性人物，可谓前有古人后无来者。今年清明节，牟先生的店门多关了七天，直到清明节结束那天才开门。牟先生店门一开，店里摆了一张茶几，茶几上摆满茶杯、茶壶、茶碗、茶盏、茶碟、茶荷、茶托、茶巾等茶具，似乎这七天时间牟先生在忙着添置这些东西。这是一种架势，一种喝茶的架势，一种呼朋唤友的架势。看上去又是一种景象，一种松闲的景象。可从牟先生夫人忙碌的身影看，这种景象只属于牟先生个人，是单方面或者某方面的，属于供给侧结构。夫人在冷裱机前专心致志地操作，呈现给他一面宽阔的背。夫人肥硕的腰身折射出牟先生不幸的童年，可想而知，牟先生的童年一定严重缺乏肉类。起初，牟先生的休闲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或者我一下子还捕捉不到牟先生的休闲时光。牟先生站在对面朝我招了招手，以前小巷还没成为停车场的时候，他一个手势我就看见，现在我需要越过几辆车子的棚顶才能见到他不断摇动的手。牟先生端给我一杯普洱：听说就要“迁都”了？牟先生所谓的“迁都”，就是市政府驻地要从金城江搬到宜州去，原来的宜州市改为宜州区。这是2017年以来金城江城区干部群众议论最多的话题，单位的同事也问我，文联搬不搬？什么时候搬？我笼统地告诉他们，市委叫我们搬就搬，叫我们什么时候搬我们就什么时候搬。我告诉牟先生的话则比较抽象，牟先生原本就是搞抽象画的。我告诉牟先生，纪念碑不会搬的，韦拔群不会搬的，纪念碑脚是不会搬的……
（作者介绍：红日，本名潘红日，瑶族，广西都安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2届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花城》《江南》《芳草》《广西文学》《红豆》等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述职报告》《驻村笔记》、小说集《黑夜没人叫我回家》《说事》《同意报销》《钓鱼》等。作品曾获《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优秀中篇小说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广西年度作家奖、《广西文学》·“金嗓子”青年文学奖等）